王刘波 林彬[1]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由于存在陆强海弱的基本国情，不能有效维护海上领土的安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时代发展的背景下，我国通过处理海上争端的新策略，成功营造了和平发展的氛围。同时，我国加快了海军现代化的建设步伐。改变了建国后海洋实力弱小的局面，基本上实现了向海洋大国的迈进。在取得海洋大国建设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而制约我国海洋事业继续发展。自十八大以来，我国走向海洋强国建设的新时代，海洋强国建设取得系列新进展、新突破，扭转了海洋强国建设不利局面，对推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挥了积极地作用。

关键词：海洋强国；陆强海弱；南沙岛礁；现代化

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海洋强国建设。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2013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10月十九大上党中央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在党中央的顶层设计下，海洋强国战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的海洋强国研究，虽然比较客观反映了海洋强国建设的现实问题，为理解新时代的海洋强国建设提供了真实可借鉴的视角。[2]但是，缺乏对海洋强国战略发展过程的系统深入研究，缺乏从中国共产党主导的视角下全面考察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成就。2021年是建党一百周年，当下，党史学习教育在全国已经形成热潮。从党史角度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海洋弱国走向海洋强国的伟大历史，对培养正确的海洋党史观，进一步为推动海洋强国建设可以提供可参考、复制的基层经验与借鉴，能够落实党中央提倡的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总要求，因此，具有较强的现实运用价值和学术价值。

一、建设海洋强国的国情需求

建设海洋强国是由建国后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举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任人宰割的历史，建立了强大的中央人民政府，开启了伟大的历史转变时代。然而，作为新生的人民政权，我国由于存在“陆强海弱”的国情，还不能有效维护国家的领土安全。

陆强即是陆上实力强大，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力保卫下，我国大陆领土得到了有效维护。经过长期战争的洗礼，人民解放军实力空前壮大，规模在50年代初达到550万。国内战争胜利之际，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遣解放军进驻新疆，西藏，扭转了自清末以来边疆与内地涣散分离的趋势，有效维护了我国陆上领土的稳固。二是通过军事实力的彰显，中国的陆上实力得到世界认可。建国初期，我国先后在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战争等对外作战中取得胜利，一举改变了近代东亚病夫的形象，中国的国际大国地位得到彰显，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即是明证。三是军工成就显著，举世震惊。20世纪60、70年代，我国先后取得了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军工辉煌成就，中国挺直了腰板，再也不惧怕核战争的恫吓，最终奠定了世界陆上强国的地位。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海上实力弱小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海弱”主要体现在四点：

首先，海权意识淡薄。由于长期受到大陆意识和小农意识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缺乏海洋意识，广大的干部、群众对海洋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对海洋主权没有做到有效维护。以南海为例，南海自古就是中国的领海，其自然资源、交通和岛屿优势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自秦汉以来就有文献记载我国的先民在南海捕鱼探贝；唐宋以后，更有大批中国商民从南海进入东南亚进行海外贸易，并对南海诸岛礁进行了命名。明初，郑和船队由南海下西洋，东西洋交流活动空前活跃；南海成为了中西方交流的交通要道和人员往来的热点区域。但是在狭隘意识的影响下，明清时期，统治者把海洋视为不稳定因素的渊薮，实行长期的海禁政策，我国放弃了对南海的有效管理与经营，南海重要性被弱化和边缘化。到了20世纪50、6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台湾当局放弃了占据的南海大部分岛礁，南海出现了短暂的空窗期，这时候我国大陆没有认识到南海的重要性，没有及时抓住机遇，收复南海岛礁，致使大部分岛礁陆续被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非法抢占，我国失去了维护南海领土安全的有利支点。

二是我国海上航运能力弱小。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被劫往台湾的船舶总吨位超过百万吨，其中多数是大型海轮，来不及劫走的轮船，被强行破坏或炸沉。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迅速增加运输船舶，中央人民政府从国民党手中接收了少量的军舰、国营航运企业，同时，还成立打捞队，打捞各类沉船，从1949年5月到1952年6月，据不完全统计，完成各种船舶的修理任务约4000艘次，合计216万吨。[3]为了争取流落在海外的私营船舶企业，中央人民政府向海内外积极宣传保护私营轮船业的政策，在人民政府的感召下，滞留在香港和海外的中国船舶企业纷纷北归，至1950年，总计归来的私营船舶有21艘86941总吨，130377载重吨。[4]此后，中央人民政府又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从民族资本家和私人手中获得了一些航运企业和船只。通过这些方式，奠定了新中国海运事业发展的基础，但是总体来看，我国的海上力量仍很薄弱，航运活动以近海为主，一时还没有自营的远洋运输船队。海轮总吨位占世界比重不到0.3%，不及英美等世界大国的百分之一。[5]而且，沿海营运的船舶存在超龄老旧、船舶的动力装置陈旧、航海仪器简陋的状况，很难担负起满足新中国日益发展的航海活动需要。

三是海军海员人才匮乏。建国之初，我国的海军官兵基本上都是从陆军转变而来。以海军司令员为例，从1949年4月23日海军诞生开始，连续数届海军司令员张爱萍（1949-1950年在任）、萧劲光（1950-1980年在任）、叶飞（1980-1982年在任）、刘华清（1982-1988年在任）等，都是长期在陆军中担任要职，后来为了发展海军，才从陆军军官转为海军军官。除了高级将领外，普通士兵大量充任海军和海员。从1953年至1957年，上海海运局选拔充任海员队伍的复员转业军人达945人，[6]他们陆续成为海运局的骨干力量。这就导致了陆军作战的思维模式长期在海军中占据主导地位。1957年，萧劲光提出了海上作战的“三个结合” 理论，即：“海上游击战结合海上阵地战，分散用兵结合集中用兵，海上破袭战结合沿海登陆作战” [7]，该作战理论结合海军实际，重视海上游击战的战术，是将陆军战术运用到海上的典范。

四是受时局影响，我国的海军建设规划较为混乱，缺乏长远性。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海军先后实施了数次建设规划，50年代末60年代初，受大跃进的影响，我国海军提出了“发展高科技的海军武器装备”，“建设60万吨海军舰艇”的计划，但是由于经济困难，海军舰艇的建设实际未能实施。此后在文革中也进行了调整规划，然而或是思想陈旧或是过于脱离实际，成效不大。正如刘华清总结所说：“（海军规划）……只顾眼前，忽视长远，机遇求成，重生产，轻科研。时而大计划、高指标；时而降低要求，不敢采取高新技术，迁就落后。重大问题拿不定主意”。1970年毛泽东讲到海军时，特意点明：“我们恐怕是不行……现在一些大国欺负我们……什么印度洋、太平洋都被他们霸占着，所以我们也得搞一点海军。”[8]

由于海上实力弱小，建国后，我国对敌对势力的海上封锁无能为力。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与苏联签订了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成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在冷战的思维下，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为防止社会主义向东南亚扩散，对中国实行岛链封锁政策。岛链封锁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1951年提出的概念，即美国通过与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新加坡等盟友签订同盟协议，在盟友国内设立系列军事基地的方式完成对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为了防止中国向海外扩张，美国先后设立三道岛链，其中以第一岛链对中国的威胁最大。直接阻碍了中国对台湾海域、南海海域等领土的维护。我国为了维护领土安全，只能依靠现有条件，以陆海协同作战的方式，采取了“近岸防御”的策略，有效防卫范围只能覆盖到沿海40海里之内的范围。

尽管存在陆强海弱的局面，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发展海洋事业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为以后的海洋兴国建设打下了基础。这些成绩包括：一，统一了航运管理机构，制定了清晰的航运发展政策，使得航运发展具有了坚实的领导力量。二，我国取得了系列海战的胜利，收复被国民党当局控制的海南岛，被南越非法侵占的西沙群岛，使我国获取了经略南海的基地。三，在文革前，我国比较重视发展航运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航运人才。我校也是这一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四，海军装备取得系列突破。60年代后期，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我国进入全面备战状态，在“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思想指导下，海军部门先后研制成功了导弹驱逐舰、核潜艇、舰舰导弹、舰空导弹，为我国的尖端技术增添了新的门类和内涵，也为我国战略武器的打击力量增加了新的手段。

二、海洋大国的迈进与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第二代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迎来了海洋事业发展的重大转变，我国海洋强国建设取得了系列实质性的进展也产生了新的问题。

在时代发展的背景下，我国通过处理海上争端的新策略，成功营造了和平发展的氛围。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双方关系出现一段黄金发展期。在此背景下，邓小平总设计师审时度势，改变了毛泽东时代对世界局势的判断，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应该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在此判断之下，中国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为了营造有利于中国和平与发展的局势，我国主动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针对中国与日本在海洋上的领土争端问题，70年代末，党中央公开表示可以在不涉及领土主权的情况下，采取共同开发的办法。此后，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菲律宾领导人时，多次重申表明了中国的态度。80年代后期，面对日益紧张的南海主权争端，邓小平还阐述了“主权属我”的立场。明确指出：“南沙群岛，历来的世界地图是划给中国的，我们有很多政证据，中国对南沙群岛是最有发言权，南沙群岛历史上就是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9]在此基础上，我国形成了处理海上领土争端的“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十二字方针。在方针的指引下，中国与日本和东盟有关国家先后在钓鱼岛、南海岛礁上的争议问题达成初步共识，在经贸上开展了深入合作交流，保障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

在和平与安全稳固的基础下，我国逐步加快了海军现代化的建设步伐。自70年代末，我国日益认识到传统的作战方式和装备设施并不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在保持近海防御的同时，海军建设需要向现代化方向发展。1978年8月，邓小平亲自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1979年7月，邓小平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进一步指明了对海军现代化的要求：“我们的战略是近海作战。我们不像霸权主义那样到处伸手。我们建设海军基本上是防御。面临霸权主义强大的海军，没有适当的力量也不行。这个力量要顶用，我们不需要太多，但要精，要真正是现代化的东西。”[10]

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精简军队，1985年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决定裁减军队100万。在此背景下，在刘华清上将的领导下海军进行了两次精简整编，主要是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对海军人员的总定额，对海军后勤体制和装备维修管理体制的改革与精简。通过改革与精简，裁撤了舰队后勤部和岸上炮兵部队、工程部队和保障机构，解决海军中存在的“数量庞大、摊子太散太多、机构臃肿、结构不合理” [11]的问题，受到了中央军委总部领导的高度肯定。

实现现代化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实现装备的现代化，为此，海军系统制定了三个五年计划的长远发展战略，按照“有重点按比例均衡发展”的方针，逐渐形成完整的武器装备体系和系列，为新世纪我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和战略导弹核潜艇的研制打下了基础。

实现现代化还需要战略思维的现代化，为了实现海军战略的现代化，以刘华清为首的海军首脑吸收西方海权论的思想，提出了从“积极防御”、“近岸防御”到“近海防御”的战略转变。近海包括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范围扩展到所有海域岛礁在内的近海，这是一种新的海军战略，开始把海军作为战略军种培育，突破了以大陆为主体，以陆军为主力近岸防御思维模式，是海洋战略视野的觉醒，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海洋战略视野的觉醒可以从中国地图的变化看出来，过去中国印制的地图，南海所在的区域以缩放的形式印制在地图的一角，海洋位于周边很小的份额，明显的具有以大陆为中心的色彩。当前我国的版图，改变了南海的缩小比例尺的做法，全景展示中国大陆和四大领海，这种战略视野的变化一目了然。

为保障我国的可持续性发展，承担起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我国参与了诸多远航活动，远航能力得到了锻炼。随着中国参与到国际舞台之中，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进出口国家，中外之间的人员、物资的流动也越发频繁，为了维护其安全，我国海军势必走出国门，广泛参与到全球海洋防卫事务之中。20世界90年代以来，我国多次进行各项航海事务，如亚丁湾护航、派遣军舰撤侨、举行海上联合军演活动等，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我国海员的远航经验，锻炼了海军的远距离应急作战能力。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新时期，我国改变了建国后海洋实力弱小的局面，以灵活务实的处理海上领土争端的十二字方针保障了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海上军事实力经过精简整顿得到强化，迈向了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航海能力大幅度增强，基本上实现了向海洋大国的迈进。不过，我国在取得海洋大国建设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而制约我国海洋事业继续发展：

第一，我国仍未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受制于马六甲困境。从70年代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虽然改善了与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但是美国并未解除在第一岛链的军事部署，在海上对中国的威胁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海上经贸往来的日益密切，这种威胁逐渐成为影响我国战略安全的隐患。以石油为例，中国自1993年起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18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石油对外依赖度超过70%。我国的石油主要来源于中东国家，从中东经过马六甲海峡运送回国。石油进口最主要的通道---马六甲海峡是关系石油运送的关键命脉，一旦发生战争，马六甲通道被其他国家扼断，将会极大影响我国的战略安全。

第二，处理海洋主权的十二字方针没有得到充分贯彻。十二字方针提出后，为了打造和平的发展环境，驳斥中国威胁论，发展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的关系，我国在处理海上争端时，往往强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很少谈及“主权属我”这一涉及核心利益的主张。中国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周边国家的尊重和谅解，日本和东南亚相关国家无视我国的强烈抗议，不断在钓鱼岛或南沙诸岛礁及其附近海域进行非法占领开发活动，并且借助西方国家的偏袒不断强化侵占事实，企图永久霸占。

第三，由于无节制的开发，海洋渔业资源被严重破坏，近海海洋生态亟待修复保护。我国是海洋渔业大国，据统计我国海域内海洋生物共有2万多种，约占世界海洋生物种类的六分之一。我国海洋渔业产量自80年代以来一直持续高速增长，从1990年起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2013年海洋水产品产量为3138.83万吨，其中海水养殖产量1739.25万吨，海洋捕捞产量1264.38万吨，远洋渔业产量135.2万吨。[12]我国近海捕捞比例过重，远洋捕捞比例较低，近海资源处于枯竭状态。与之同时，我国海洋深海能源、潮汐等资源储量巨大，限于海洋我国对的开发不够，急需解决开发中存在的技术障碍。

第四，从1978年到20世纪末，我国的军事尤其是海军空军没有与经济发展同步，海军军费比例偏低，海军设备与发达国家存在着代差，我国基本靠仿造组装技术获来实现技术的突破，海军还不能作为一支强大的力量支撑我国大国崛起对国防安全的需要。在东海，我国还未能实现对钓鱼岛的有效控制；在南海，我国还不能维护南沙岛礁的安全。

第五，从国际局势上看，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调整对华政策，采取打压的策略，压缩中国的海洋发展空间。美国在奥巴马上台后，奉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抛弃了处理亚太国家间关系的“中立”态度，再次重视亚太地区对美国产生的潜在安全问题，强化美国和亚太盟友国家之间的关系，强化在中国周边国家的军事存在。特朗普上台后，虽然在美国驻军费用等问题上与盟友国家发生分歧，但是对中国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衡策略，在拉拢盟友对付中国的同时，拉拢印度，形成亚太印共同围堵中国的局面。与之同时，美国利用国际舞台上话语权的优势，鼓吹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崛起进行大肆诋毁，试图打破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与中国日益密切合作的关系。

三、海洋强国建设的新突破新进展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变局。党中央多次发表海洋强国的重要言论，把我国对海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战略高度。十八大上，党中央提出“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13]，2013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会议上习总书记指出：“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10月十九大上党中央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14]。在党中央的顶层设计下，海洋强国战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海洋强国取得新进展具有重要作用。这些新突破新进展有：

一是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

第一，我国调整了军事机构的设置，提升了军事装备水平，打造了召之即来，能打胜仗的人民海军。2016年我国由七大军区调整为五大战区，这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军事改革。七大军区的特点是根据固定的地域和固有的阵地进行防御作战为主，调整后，战区视野突破单纯的省域划分，除了陆军部队以外，还把海军、空军和火箭军等整合在一起，实现跨区兵种的在战区内的垂直和多相的指挥和联合协同的作战，增加机动力和联合指挥作战的能力。四大军种成立联合指挥作战部，海、空等军种被放到更重要更关键的位置上。

第二，军事装备水平取得了突破。随着海洋开放事业和海上斗争形势的发展，我国在新时代面临的海上威胁更加突出，形势更加严峻。要对付具有超远作战能力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舰载航空兵，发展以航空母舰为代表的现代高尖端军事装备势在必行。民国时期，我国就有发展海军研制航母的计划，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70年代，人民军队开始将研制航母的计划付诸可行性研究；80年代中国航母之父刘华清上将强调：“我国要是实现国防现代化，要建立完善的武器装备体系，不能不考虑发展航母的问题”[15]。经过长期不懈努力，2012年我国在瓦良格号的基础上，成功研制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2017年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舰成功下水。随着航母、弹道导弹核潜艇和舰载航空兵、北斗卫星等具有本国特色的高科技创新装备的不断取得新进展，我国远战能力大幅度增强，困扰我国海军核心力量的关键问题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对解决台湾问题、对解决南沙群岛及钓鱼岛争端问题、对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二是在事关国家主权的核心利益方面，我国积极应对难题，坚决维护主权。在有关中外海上争端问题上，自改革开放后我国一直按照邓小平所提倡的十二字方针来处理。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我国以最大程度的善意强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实际效果并不尽人如意。越南非法抢占29个南沙岛礁，并且疯狂在10个岛礁上进行填海造岛。马来西亚在南海石油年产量超过3000万吨，天然气近1.5亿立方米。马来西亚在南海开采的石油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上，拥有油气钻井最多……马来西亚出口石油的70%来自于中国南海传统海疆线内。[16]进入新时代，中国对过去的中外海上争端策略采取一系列的调整，再次重申了“主权属我”的方针。在此方针的指引下，在钓鱼岛方面，坚决钓鱼岛为中国固有的主张，加强对钓鱼岛及周边海域的巡视，宣示中国维护领土的决心。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填海造岛，主张与东盟国家尽快达成准则，反对美国为首的第三方国家插手南海问题，加强与东南亚各国合作，同时寻求新的贸易线路，积极破解马六甲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