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船队的规模、组织程度，还是航行的里程、到达的地区来看，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都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值得认真分析和探讨，尤其是在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起势的今天。

下面试图探讨的话题是：中国商人是何时开始进入印度洋的？

按照中国元明时期的划分标准，“西洋”是指加里曼丹岛以西的地区。依据这一标准，今天的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小巽他群岛(努沙登加拉群岛)等属于“西洋”的范畴。

进一步说，如果当时同时存在“南洋”这一说法的话，那么“南洋”就只能仅仅指中国南海及周边地区了(如下图所示)。 

从清朝后期开始，“南洋”的概念就涵盖整个东南亚地区了，而“西洋”则专指马六甲海峡以西的地区。

本文所说的“西洋”参照的也是这一界定。再具体一点，专指印度洋地区。

对于勤劳勇敢、聪敏智慧的古代中国人来说，进入南洋地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也没有可值得夸耀的。

毕竟，这些地区距离中国太近了。就像古代埃及人、希腊人、腓尼基人在很早的时候就能在地中海航行、贸易一样的道理。

对印度洋来说，也不例外。

由于印度洋沿岸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有三个位于印度洋沿岸。这些早期文明的创立者及其后继者在印度洋上（如波斯湾、红海、孟加拉湾等）进行探索航行实乃正常之举。 

现有资料认为，早在公元前印度洋沿岸人民就发明了三角帆，发现了印度洋不同季节的风向规律，实现了经阿拉伯海直航印度西海岸的壮举。

在一本据称完成于公元前1世纪的著作《厄立特里亚航海记》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从红海前往印度和东非的航线。

据载，当年亚历山大远征印度后，有一部分人就是乘船从印度河经阿拉伯海回到波斯湾的。 

到公元7世纪（我国唐朝时期），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印度洋上的阿拉伯海（这片海域的得名即与阿拉伯帝国有关）周边地区纳入一个政权之下，就连今天的南亚次大陆——特别是印度河流域和恒河三角洲一带——也逐步伊斯兰化，由穆斯林主导的北印度洋航运贸易日益活跃起来。 

可以想象：早期北印度洋地区的海上航线应该是分段逐步开发出来的。那些来自西亚或北非的航海者抵达印度后，南亚本地的航海者与东南亚地区的土著居民一起开发了通往今天印度以东地区的航线。

印度洋南部由于沿岸地区文明发育比较晚、文明程度比较低，海上航线的出现要晚得多。

就我国来说，最早关于中国与印度洋地区进行航海贸易的文字记录出自《汉书·地理志》。

书中记载了这样一条航线：从今天的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县等地出发，经中国南海进入泰国湾、马来半岛，绕过马六甲海峡可以到达印度洋上的斯里兰卡，最远可到达孟加拉湾和恒河河口地区。 

当然，现代考古出土的遗迹实物证明，中国与印度洋地区的海上接触可能要远远早于汉代，大概在先秦时间就出现了。

到东晋时期，我国有一位名叫法显的高僧，从长安（此时的长安是羌人姚苌建立的后秦国的首都，并不在汉人统治下）出发，经陆路前往印度，前后游历30余国，收集了大批佛教经典。

（这里出个题目供大家探讨：当前资料大都认为，中国的造纸术是在公元751年唐朝与阿拉伯帝国的怛逻斯之战失败后，由被俘的唐军工匠传到国外去的。那么，公元5世纪的晋僧法显及后来的唐僧玄奘（602-664年）取到的这些佛经是写在什么载体上的？如何写上去的？）

后来，法显从今天印度东北的加尔各答附近搭乘商船，南渡孟加拉湾来到了斯里兰卡。

在斯里兰卡，法显看到了一把产自中国的白绢团扇，不禁触物伤情，潸然泪下，决意返回祖国。 

公元411年（东晋义熙7年 ）八月，法显乘坐商人的大船，循海东归。

然而，在当时技术条件下，法显的回国历程颇为艰难。

商船走了不久，就遇到了暴风，船破入水，幸好附近有一座小岛，得以泊船修补后继续前行。

就这样，在海上漂泊了一百多天，终于到达了今天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一说为爪哇岛）。

法显在苏门答腊岛住了五个月，又转乘另一条商船向北航行。行程中又遇到了大风，船只迷失方向，只好随风飘流。

就在船上粮水将尽之时，海边突然出现了一片陆地。经询问，才知道已经到了今天青岛的崂山。

法显终于平安回到了阔别14年的中土汉地。 

这一年是公元412年（东晋义熙8年）。

法显此时回来的时机正好。

就在二年前，他登陆的地方还处在由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南燕国统治之下。此时，南燕国已经被东晋大将刘裕灭亡，8年后正是这位刘裕大将终结了东晋王朝，建国号为宋，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后来，法显来到了东晋王朝的首都建康（南京），把他在海外的经历记录了下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法显传》（又称《佛国记》、《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等）。

在这本书中，法显记述了其所经历的有关国家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经济等情况。

法显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海路从印度回国，并留下记载的第一人。

不同于后来的很多类似作品，《法显传》是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写就，而不听说的。因此，书中的有关内容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

从法显的记述来看：东晋时期（公元4-5世纪），中国和印度洋地区存在贸易往来是确定无疑的。

这从法显在斯里兰卡可以看到产自中国的白绢团扇，中国和印度洋之间有可供法显搭乘的商船（注意是商船，而不别的船），都可以佐证。

但是，由于法显在苏门答腊岛更换了乘船，我们可以推断：当时这条航路并不是一以贯之、一气呵成的，而是需要在中途进行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