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历来便有一种说法，是为寻找建文帝。

惠帝即建文帝，朱元璋的嫡孙，朱棣的侄子。建文帝想要削藩，朱棣以此为由发动靖难之役，一路攻下南京城，自己称帝。传闻建文帝在城破之日自焚而死，但也有逃出宫廷、流亡海外或遁入空门的说法，众说纷纭。

建文帝是死是活对朱棣来说很重要，但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建文帝的说法并不可信。

首先，没有史料可以直接证明这一点。据明朝的历史地理著作《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被反对出海的官员刘大夏销毁，虽然现代史家对此存疑，但普遍同意档案在清朝建立前已经失踪。

也就是说，《明史》这句话也没有切实依据，或许史官是受了明后期野史的影响。

而且，这种说法逻辑上也不能成立。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已是朱棣登基三年后，而且越往后帝位越是稳固，没必要为了建文帝，兴师动众去到印度以西甚至东非沿岸。此外，建文帝性格优柔，又缺乏政治军事经验，就算流落海外，对朱棣也无法造成威胁。更何况，郑和船队大张旗鼓的架势，哪里像是搜寻死敌。

但一个这么多漏洞的说法，为什么仍有很多人相信？

其实它根植于一个真实的基础：朱棣夺位名不正言不顺，帝位正当性永远是他的一个心病。

朱棣肯定很高兴，他郑重地吩咐宫廷画师将这荣耀的一幕画了下来，并让著名书法家沈度题字《瑞应麒麟颂》。当朝大臣也纷纷写诗赞颂，汇编成的《瑞应麒麟诗》有16册之多。

图中特征很明显了，这里说的「麒麟」就是长颈鹿，产于非洲埃塞俄比亚。

麒麟是上古时代就虚构出来的神兽，形象是龙头、鹿身、牛尾，一系列动物的混合体。

▲ 明代王圻、王思义所撰类书《三才图会》中的麒麟画像。「麒麟即长颈鹿」的认知仅在郑和下西洋期间盛行，其后传统的麒麟形象回归主流。

为什么长颈鹿会被皇帝百官认为是「四不像」瑞兽麒麟呢？虽然长颈鹿在明朝才第一次进入中国，但在宋人笔记中，对于长颈鹿已经有了「皮似豹，蹄类牛」「状如骆驼」等外表记载，这类话语的描述与麒麟相近。

而更巧合的是，「麒麟」的读音与「长颈鹿」的索马里语发音相似。

可以想象，一只中国君臣见所未见的长颈鹿，被远在海外的国家进献入京城，在上述两个近似点的情况下，没有人会拒绝承认，这就是麒麟。

于是在明朝，现实的长颈鹿附会到了虚构的麒麟身上。

榜葛剌第一次派遣使臣来朝是在永乐六年（1408），就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1405-1407）后，这显然是郑和促成的。永乐十二年榜葛剌进献麒麟时，郑和正在第四次远航途中，而一年后他回程，又带回来一只长颈鹿。

这次进献麒麟的国家是麻林（位于东非）。尽管朱棣一番谦虚推辞，但面对使节献礼、百官称贺的场景，朱棣还是表现出了得意，说「此皇考厚德所致」（《明史·麻林传》）。

自第四次下西洋以后，郑和船队每次返航都带有长颈鹿。

郑和七下西洋横贯时长28年，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基本达成共识，以第四次出海为界，将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三次出海只在南亚与东南亚一带，而第四次之后都穿越印度洋，抵达了阿拉伯及东非沿岸。

航程远及东非与带回长颈鹿，转折点都在第四次下西洋，这使得荷兰汉学家戴文达（Duyvendak，1889—1954）提出一种观点，认为郑和船队去往非洲就是为了长颈鹿。但其实没有更多证据可以证实这个猜想。

无论如何，进献麒麟从一次惊喜变成了常规动作。这些贡入京城的长颈鹿，有的来自他国赠送，比如前面说过的榜葛剌与麻林国，还有之后的阿丹与苏门答腊，但此外，还有的长颈鹿，却是郑和派人购买的。

「往回一年，买回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

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在《郑和下西洋与明朝的「麒麟外交」》一文中指出，明朝人常常将「贸采」来的长颈鹿列入「朝贡」的名目。第七次下西洋买来的这只长颈鹿，大概就是《明实录》记载的宣德八年（1433）诸国来朝时，所「贡」的那一只麒麟。

▲ 明代曾棨作序《明人画瑞应图》（局部）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为什么要购买麒麟来充当贡品呢？

可以推想，郑和船队访问过诸国，但没有国王准备进献麒麟，为了迎合明皇帝的喜好，郑和及随从决定自行购买，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而更有深意的是，购买长颈鹿的记载同样出现在了《明实录》。这并不是一场面向皇帝的瞒天过海，朝廷其实知道真相，但欣然接纳。

朱棣其实并非骄奢淫逸的皇帝。他得位不正，治下的永乐一朝却通常被视为明代的巅峰，冠以盛世的赞誉。

寻找麒麟，乃至搜寻一切奇珍异宝只是附带目的，朱棣为何在统治期间一次次地派遣郑和船队出海，还是要从政治层面着眼。郑和七下西洋，最主要的目的，也是最重要的成果，即构建明朝的朝贡体系。

这一方面来自现实的需要。经过元末的常年战乱，明初的对外关系百废待兴，中国与南亚、东南亚诸国关系紧张，边境地区常有武力纠纷。同时，海上盗匪猖狂，朝贡航路受阻。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大概每一位有野心的皇帝都会有「万邦来朝，天下共主」的心愿，朱棣这位不甚合法但功勋卓著的皇帝更是如此。随着郑和频繁地出海西洋，源源不断的外邦使臣远渡而来，献上各种珍奇且珍贵的礼物。

麒麟作为奇珍异宝之一，因其在中国文化中独特的象征意义，又反过来诠释了朝贡体系的内涵。它如同一个外交符号，在进献与接纳中确认了驯服与统治。明朝极盛时的统治，包括对内的绝对掌控，与对外的威望辐射。

鼎盛之后便是衰落。

最后一次「麒麟贡」在英宗正统三年（1438）到来，前来进贡的榜葛剌国，正是永乐十二年（1414）第一次进献麒麟的国家。

此时距离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已经过去八年，郑和船队的影响力逐渐消亡。十一年后（1449）的土木堡之变，更昭示着明朝这个庞大的政权在走向衰落。

在此之后，有明一代再也没有长颈鹿从海上送来。直至清朝也没有复现。

明初盛大繁荣的朝贡场面已成为追忆，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期，民间的对外贸易也是禁止的。

明朝海禁从朱元璋洪武年间开始，是为防止海盗和倭寇侵扰。纵观明清两代，除去短暂的海禁松弛，多数时间内，中国人出海经商与外国人前来贸易都受着严格限制。

中国以自我保护的封闭状态对抗着外部世界的剧变。

15世纪前期，郑和船队多次跨洋将长颈鹿运回中国，而在20世纪初的晚晴，改革派官员端方在德国考察期间，也考虑过海运一只长颈鹿回国，却因航海技术限制最终未能实现。

或许拿端方借乘的船只与明初举国最好的宝船做比并不公平，跨越时间的比对本也没有什么意义。

但这不只是端方一个人的遗憾。■